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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婴往往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刚降生就面临生命威胁,为了逃避迫害,或者敌人为了杀死他们,将他们装在篮子里放到河里。但是这些孩子经过一番漂流,都幸运地被人拾获,最终成长为伟大的英雄人物。
  

如果你看过最近热映的电影《魔兽》,可能对影片中的一段情节留有印象:霜狼氏族遭到灭族时,氏族首领杜隆坦的妻子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逃到河边,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让他顺着河流漂走。

当我在影院里看到这一幕时,脑海里第一时间闪过一个词——“漂流婴”,这是英雄神话中堪称最经典的母题。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尔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从神谕中得知他将被自己的外孙杀死。因此,他把唯一的女儿达那厄关进高塔里面,并杀死所有前来求婚的人。有一天,宙斯巡回天宇时透过窗户看见了美丽的达那厄。于是他化成金色的雨水飘进高塔里和达那厄结合。十月怀胎后,达那厄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叫做“珀尔修斯”,在希腊语里意为“金光闪耀”。阿克里西俄斯知道这件事情后,气急败坏下令把女儿和外孙一起关进箱子里,扔到海里,企图淹死他们。可是海水把箱子冲到塞里福斯岛,一群渔民救了他们。珀尔修斯长大以后成为了斩杀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大英雄。

无独有偶,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也讲诉了一则类似的故事:雅度族的公主贡蒂和太阳神苏利耶结合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了防止自己未婚先孕的事情败露,贡蒂公主将这个孩子放入到一个篮子里,让他随着河流飘走。这个婴儿被一个苏多拾获抚养长大。后来他成为了史诗中赫赫有名的勇士迦尔纳。

如果继续列举的话,还可以举出古罗马的奠基人罗慕路斯和瑞穆斯兄弟、犹太教的创始者摩西等等,就连《西游记》里的唐僧都是这类漂流婴儿的代表。

我们可以把这类神话归纳成一个表格,然后排除掉个别特例,就可以从中发现一种标准的叙事模型:漂流婴往往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刚降生就面临生命威胁,为了逃避迫害,或者敌人为了杀死他们,将他们装在篮子里放到河里。但是这些孩子经过一番漂流,都幸运地被人拾获,最终成长为伟大的英雄人物。

美国神话学家坎贝尔描述了一部英雄的成长寓言:关于一个男孩如何不幸地失去父母,到启程去寻找父母,最终发现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找到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

漂流婴的神话正好构成了这场舞台剧的第一幕——英雄和父母的分离。在其中我们看到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英雄通常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家族,他们的父母很可能是神灵和公主,不可抗的外力导致他从原本的阶级跌落,坠入到平民或者奴隶的家庭中。英雄的冒险正是为了重新获得失去的身份。

摩西的故事却是一个反常的个案,他从处于底层的犹太人家庭进入到了埃及宫廷当中。所以弗洛伊德认为犹太人从埃及人那里窃取并倒转了这个神话,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

另外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漂流传奇也可以视为英雄后来的冒险人生的预演。比如:罗慕路斯和瑞穆斯的传说开端就展示了一场浓缩的历险。他们的叔公将他们装在篮子里丢进台伯河里,试图杀死他们。但是篮子没有沉入河底,或是被湍急的河水冲进大海,而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平安靠岸了。一头母狼发现了这对饥肠辘辘的兄弟,给他们喂奶。

这些幸运的经历证明了漂流婴是被命运选中的人,受到自然母亲的眷顾,在他们面前所有凶险的自然力量都变得温和,共同守护这个脆弱却蕴藏着无限潜能的小家伙。上表故事6中的桃太郎是从一颗桃子里生出来的,这也就显示了他不是人类的孩子而是自然之母孕育的果实。

然而上面的解释只是部分揭开漂流婴母题的神秘面纱。这个神话中还隐藏着一个疑题,为什么英雄们以这种方式遭到遗弃?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给出了答案,他指出装婴儿的容器和河水分别象征着子宫和羊水。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在她的作品《摩西》当中形象的展示了这一隐喻。

在画面中间,一轮太阳辐射出数道光之手,这个图案是古埃及太阳神阿吞的象征。下来从右往左表现了受精到有丝分裂的过程,然后在子宫内发育成胎儿,最后胎儿落到水面上成为摩西。值得注意的是摩西的额头上长着神圣的第三只眼睛,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指出数字三和三角形是男性象征。最底下一个海螺和贝壳相抵,象征着男女性器官结合。

画面左右两边描绘了各民族神话中的神灵:阿兹特克战神特斯卡特利波卡,印度的毗湿奴,希腊的宙斯、阿波罗,埃及的拉神、荷鲁斯、伊西斯,基督教的耶稣等;下来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佛陀、耶稣、马克思、甘地,其中不乏备受争议的人物:希特勒、成吉思汗、拿破仑等;再往下是底层的人民。呈现出一个从神到伟人再到底层人民的阶梯。从太阳辐射出的光之手指向了左右两边的历史伟人,表明这些男精英都是太阳神的化身,同时是水面上漂流的圣婴。

这幅画剥开民族的差异性,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历史共通规律,即历史是男性精英创造的历史。但是仔细观察这幅男性精英群像的话,我们就会在其中发现隐藏的女性的身影:阿佛洛狄忒、圣母玛利亚等,以及一系列女性象征物:子宫、雨水、篮子、河流与贝壳。这一切隐藏的女性元素表明了,女性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历史,但她们作为男性的母亲,却构成了史诗实现的背景。

游荡者:从城市漫步者到现代英雄

  游荡者:从城市漫步者到现代英雄
  游荡者:从城市漫步者到现代英雄
  

游荡者是现代生活舞台下心神涣散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舞台上漫不经心的主演;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既是这段历史的观看者,其自身也同时构成了历史。
  

近年来,由“游荡者”这个形象所构成的文化符号颇受关注,这个在都市人群中踯躅前行、左顾右盼的孤独身影被贴上了诸如闲逛、观望、好奇、城市、巴黎、19世纪等诸多标签。玛丽·格鲁克认为,“游荡者已经成为一种有关都市经验和文化现代性的普遍象征”。怀特从空间角度出发,认为“巴黎是游荡者的城市”,在这里,“漫无目的的游荡者任凭好奇心引领着他的脚步”。国内学者郭军则突出时间之维,将其界定为“19世纪巴黎城里有钱财支撑而无须劳动的人士,他着装考究,气质儒雅,闲来无事,漫步街头,悠悠哉哉”。虽然这些理解各有侧重,但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意识到“游荡者”与现代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借助这一形象去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影响。

从城市漫步者到现代英雄

在《漫步柏林》中,弗朗兹·赫塞尔对“游荡”作了这般阐释:“游荡是一种对街道的阅读活动,在这种阅读活动中,地形、商铺门面、商店橱窗、咖啡馆露台、街上的电车、汽车和树木都是众多具有同等意义的字母,它们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始终如新的书本中的单词、句子和书页,为了进行游荡,人们必须摒弃心中任何明确的念头。”在此,赫塞尔将游荡者等同于心无旁骛的漫步者,游荡就是一种漫无目的地对城市街景进行观看、鉴赏和阅读的活动。对好友的这一观点,本雅明深表赞同并迅速作出了回应。1929年,他专门为之撰写了评论文章《游荡者归来》,在此,他将游荡者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人类型。本雅明对游荡者的理解接近于赫赛尔的观点,在他看来,游荡者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对城市生活观看和阅读的激情,这也是本雅明为游荡者这个概念赋予的原初意义。游荡,离不开城市;游荡者,因此首先是作为一个城市漫步者的形象而存在的。正是在他无目的性的观看和阅读活动中,城市作为一种文本得以慢慢展开它所有的秘密。

作为漫步者,游荡者在城市中格外自在逍遥。这样一个游荡者与外来的旅游者是不一样的:旅游者意在猎奇,欣赏和渴望的是异域的人文风情和名胜景观所带来的震撼;游荡者却志在怀旧,寻觅的是诸如出生地这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沉淀。如果说旅游者擅长关于旅行的描写,游荡者则对关于旅行的叙述情有独钟。德·塞托将城市视为文本,在他看来,叙述就是对城市的各个地点进行了挑选,“并且把它们连接为整体;它们以此创造出了句子和路线”。游荡者从事的正是这种叙述的工作,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来回穿越,经由他的目光,城市中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以及逐渐消失的建筑被整合成交相辉映的星群。

对酷爱散步的游荡者而言,喧嚣的城市生活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城市的一切都是他关注和体验的对象,探求城市的秘密成为他创造力的来源,由此,他在城市中不知疲倦地转来转去。然而,游荡者与城市之间并非亲密无间,而是疏离漠然,他流露出的也不是陶醉的神情,而是超然的姿态。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每一次行程都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表现在他到达的每一个终点都是不期而至的结果。个性十足的他如同一名在草原上信马由缰的牧民,独立性、流动性、偶然性、不可预知性是其最典型的特征。然而,也恰恰是由于这些特征,游荡者掌握了城市的秘密,如同牧民掌控着草原的秘密。就此,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是游荡者存在的前提,一旦被城市所诱,成为其猎物,游荡者也就消失了——亦或者说,他成了大众,成了群众。

这样的游荡者自身充满了矛盾,其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意象。一方面,他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只有现代生活才能生产、孕育出游荡者;另一方面,他也是现代生活的反抗者,他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姿态,让自己溢出了劳动分工的现代性规则。他产生于城市,却又是被城市忽略的小人物;他生活在现代性之中,却又是被现代性排挤的边缘人;他热爱现代生活的多姿多彩,现代生活的新奇多变却又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

亲近和疏离、参与和超脱、慵懒与警觉,游荡者形象内在的矛盾本身即意味着对所有现代性法规的挑衅与破坏。由此,游荡者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是“一种特殊的现代英雄气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荡者作为现代英雄的形象逐渐形成,并由此拥有了较之城市漫步者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说,作为一个概念的游荡者日臻完美,而作为一个意象的游荡者也获得了更加非凡的阐释能力,确切地说,这个意象不仅仅使城市漫步者的概念清晰可见、深入人心,也使现代英雄这一概念栩栩如生、魅力四射。

行走与观看

从城市漫步者到现代英雄,游荡者逐渐成为现代生活最富洞察力的观察者,在他的目光中,现代性的叙事在美学、哲学和文学的视角中缓缓展开。那么,这样的视角是如何获得的呢?从具体情境来看,这种视角的获得离不开游荡者行走的艺术,或更确切地说,离不开游荡者所特有的步伐。对于这种步伐,麦克斯·雷希纳曾如此形容,“走走停停,亦行亦止,怪不可言”。这的确就是游荡者的步伐,这样的步伐,这样的节奏,很容易将游荡者与普通行人区分开来,前者对城市中的一切现代景观充满了好奇,他随心所欲,步伐缓慢,与周遭整个现代社会的节奏格格不入;而后者却对铺天盖地的城市景观熟视无睹,他循规蹈矩,行色匆匆,毫不迟疑地走向自己的目的地,不仅顺应而且促进、巩固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法则。

游荡者的步伐将运动与滞留的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或者说,游荡者行走的艺术就是让滞留陌生化,正如舞蹈的艺术就是让行走陌生化。在反复的滞留之中,时间的连续性、线性失去了意义。这样,游荡者的行走艺术让历史不再以时间之维来表述,相反,历史开始以并置的空间方式呈现、展开。同时,不是在运动的轨迹中,不是在前行的欢呼中,而是在滞留的状态下,历史的面貌才更生动、更具体、更形象,更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对历史的思辨也才能真正成功地翱翔。由此,游荡者发现的历史,不再仰赖于连续性、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基于共时性之上,基于“当下”的时间之上,这个“当下”的概念,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即是“贯穿于整个救世主时代的种种微小事物之中”。这个“当下”的概念,让历史不再以一系列念珠般的事件现身,而是形成了一座座意蕴丰富的星座图像。由此,历史宏大叙事被交付给了个人视觉体验,历史整体性的瞬间感悟被定格到众多微小的细节和可辨识的形象之上。这样的视角,是一种美学的视角,它充满了对细节和形象的尊重,弥漫着画家和诗人的多愁与善感。这样的视角意味着“主体意图之死”,意味着再现真理而非构造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游荡者的视角又呈现为一种哲学视角。游荡者走走停停,经由他的步伐,城市中那些毫不相干的场所、地点以一种随意、偶然的方式被串联起来。随着他脚步的更迭,在一个个不同的地点和场所之中,历史的琐细之物被每一个当下拖拽出来,纷纷现身于游荡者的目光中。在心无旁骛的游荡者心里,这些细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这些碎片犹如马赛克一般进行新的聚合和拼接的时候,就形成了完整而有意义的历史图景。在这个层面上,游荡者的视角又是文学的视角,他用目光而不是语言对历史进行了图绘式的叙述。这正如泰斯特所感,“游荡者与游荡为理解社会和文化环境提供了稀有罕见、引人入胜的方法”。在游荡者的视角下,目光不再拘泥于崇高的事件和英雄的人物,相反,它停留在历史长河中原本无足轻重的细节、碎片和形象之上,由此赋予了它们不同寻常的意义。

游荡者既处身于现代性之中,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他是现代性不容置疑的产物,是现代性最具英雄气质的观察者;同时,其自身又蕴含着打断现代性的革命潜能。这样的革命潜能不仅隐藏在他行走的姿态中,也寄托在他的观看行为之中,因为它们不仅生产出了特殊的视角,也因此创造出了一个真实的现实。这正如戴维·弗里斯比所言,他的行为“不仅仅与观看和阅读有关,也与生产联系在一起”。最终,经由游荡者及其游荡之活动,滞留与运动、梦幻与现实、陶醉与清醒、激进与保守、强化与颠覆的辩证法被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生产出了现代性的全部真相。

游荡者与现代性

如果说游荡的风格体现为滞留和回眸,那么,这样的滞留和回眸就具有了历史的意义:滞留是对灾难的警醒、对进步的抵抗和对历史的打断,回眸是对逝去之物的回应、对前行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忧郁。由此,游荡者在人群中的经验也就预言了现代人的历史经验,当聚合的人群被进步的幻象牢牢束缚,沿着历史的单行道大步前行、无暇回顾的时候,被人群包裹着的游荡者也许是唯一可以目睹历史真相的现代人。在他的目光中,历史已经演变成一场大灾难,在它的每次恶性喷发后,人们看到的只有一堆堆破烂不堪的碎片和废墟。这正印证了马克思之所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一切都烟消云散的现代性进程中,只有在冷静的游荡者那里,在他的每一次驻足和回眸之中,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瞬间都能形成某种形象,并由此而获得永恒。就此而言,脚步、目光和身体的感官体验成了唯一可以信赖的记忆媒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荡者,不仅是现代性这一历史过程全面展开的见证者,也是对呈破碎状态的现代性经验最深刻的体验者。

作为现代性经验最深刻的见证者和体验者,游荡者流连于人群,享受身处人群之中的乐趣并陶醉其中;同时,他对人群之中的丑恶现实亦并非视而不见。因此,他时刻与秩序井然的人群保持一种疏离的姿态。这样的游荡者,他身处城市大众之中,却又独立于他们之外;他与城市大众共存于一个完整的肌体,可相对于陷于金钱魔咒和商业海洋中的后者,他又犹如肌体中不断流动的新鲜思想。因此,被城市眷顾的大众对城市的秘密视而不见,被城市忽略的他却总能深入到城市的秘密深处。作为城市大众的一员,他参与了一系列都市事件,但却总能适时地超脱于事件之外,怡然自得地入世、出世。

这样的游荡者,他对城市的阐释方法必定具有辩证的色彩。这只需想想同样专注于城市生活的旁观者就足可以理解。伯顿曾言:“旁观者全神贯注于城市生活,他如此忘我于其中以至于近似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人群中的人’。”相比之下,游荡者却不会完全沉迷于城市生活之中,他“即便看上去同城市‘融为了一体’,却仍然与之保持着距离;他陆陆续续对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了单独的阐释,随后,又把它们视为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的整体而获得了理性的认识”。由此,旁观者是被动的,情绪化的,他关注的是现象本身,对现象的意义毫无兴趣,其视觉所收获的东西绝不会输送到心智中去;相反,游荡者则是主动的,讲求理智的,他看似漠然而慵懒的目光背后是异于常人的清醒和警觉,他的阐释总是包含着某种对所看之物的深邃的辩证理解。

在巴克摩斯看来,这种阐释能力正是一种“看的辩证法”的基矗根据她的解释,“看的辩证法”是一种“另类的阐释策略”,它不仅意味着游荡者对现代生活的观看和阐释具有辩证性,也意味着利用游荡者这个意象所具备的出类拔萃的阐释能力使现代性的概念具体化。对于巴克摩斯的观点,伯顿也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过类似的表述,在他看来,“游荡者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形象首先就是作为都市生活的读者”。作为读者的游荡者,其阅读、阐释的能力让人赞叹不已,经由他,我们看到喧嚣嘈杂的都市场景和都市事件开始成为不断更迭的变动文本。我们或可将俄国形式主义所推崇的“陌生化”追溯到游荡者那里,因为只有保持疏离之视角,才能不断更新自我对这个司空见惯的世界的感受,唤起对周围环境的好奇之心。

由此,游荡者是现代生活舞台下心神涣散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舞台上漫不经心的主演;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既是这段历史的观看者,其自身也同时构成了历史。因为游荡者从容不迫的观看,作为事件的历史转变成由马赛克式的形象聚合而成的完整图景;因为游荡者疏离的目光与超脱的卓越表演,他成为这个完整图景中最具梦幻气质的孤独英雄,而作为核心的现代性就依附于其身。

许倬云:民主政府也存在国家力量膨胀的现象

  许倬云:民主政府也存在国家力量膨胀的现象
  许倬云:民主政府也存在国家力量膨胀的现象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为了克服国内的危机,也要以国家力量掌握国家内部的建设。科学技术方面也是一样。
  

三巨头

政府权力膨胀的现象普遍存在

上一章我们谈到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第一种形态的民族国家最早兴起。以普鲁士和俄罗斯为例,这两个国家本身国力微弱,为了在列强圈子中争得一席之地,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建军立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权力笼罩一切。普鲁士和俄罗斯能够在短期之内与英法抗衡,就是以民族国家的诉求,举国一心,建国图强,遂造成民族主义的传统。

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将一个东亚岛国建设成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排除一切异己,凝聚企业集团、官僚分子和军人三种力量,构成一个三合一的权力集团。最后军人力量独占胜场,用赤裸裸的暴力杀害了自由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然后,日本倾全国之力,利用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资源,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入时的赔款,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这几个类型的民族国家,都是诉诸民族情绪,用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和建设,后果当然是政府的权力极大,无人可以挑战。

第二种形态,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形态。它们表彰社会契约论,以国民个人的自由意志组成宪政的政府。这种政权,在建设和发展之中,为了保障民权,都尽可能缩减政府的功能。他们也设计了分权制衡的制度。美国立国之初,根据汉密尔顿等人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小权力政府。在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划分上,他们也尽量减缩中央权力,避免中央干预地方事务。英国亦复如是,国会是权力的载体,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国会也随时可能解散。英国有民主的传统,民间的声音可以挑战政府的决定。这些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基本诉求的民主政体,本来可以避免政府膨胀的趋向。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它们的政府权力也曾经大为膨胀。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

第三种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苏俄和中国为例,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命感,一则是求得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二则是求得集体的安全和社会公义—这是为了弥补第二类型国家的缺陷,即虽有个人自由,但缺少社会公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革命作为手段取得政权的。革命本身就是暴力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强制性的权威,动员全国力量改造和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其最初阶段的理想,还包括推广社会主义革命于全球。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威,必定高于第二类型国家,政府动员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达成建国目的的效率与速度也确实是极为惊人的。比如说,革命成功以后,虽然经过内部的争斗—尤其与“托派”的斗争,使得红军的革命力量大受损害,然而,苏联还是可以很快地建设成为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也因此,苏联能在“二战”中以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工业资源和力量,抵抗希特勒的进攻,最终获得胜利。

以中国为例,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是民族国家的形态。为了救亡图存,政府也尽量扩张自己的权力。在1949年以后,政府统治力量之强大人所共知,即使中间经过多年的动乱和停滞,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极为惊人的。

这第三类型的国家,政府权威的膨胀无疑史无前例。第三类型的国家,本来就是第二类型国家的对照面—资本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互相挑战,互相竞争,但它们也是一对共存的双胞胎。这两种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也时时刻刻因对方而有所调整。以美国而论,罗斯福新政就是受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以和缓的手段节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推行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的对立与冲突。英国工党逐渐壮大,终于与保守党并立取得国会主要地位,其中,当然也有费边社一贯的推动,将工人运动和议会政治结合为一,推行了社会福利。欧洲许多社会福利国家,在20世纪,几乎都曾经历类似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界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既保持自由的市场竞争,也顾全基本的公平分配。

战后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有的模仿第二类,有的模仿第三类。基本上,它们都是持民族自主的诉求,摆脱殖民地的约束,寻求自身的独立。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就以获得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自主为最高目标。它们走的方向,也是和前面讲过的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相似。其中有些国家模仿殖民宗主国的制度,例如菲律宾模仿美国的国会制度,印度模仿英国的国会制度,但这两件仿制品离英美本身的原样相差很远。这些国家动员国力的能力并不强大。模仿第三类国家的新兴国家,例如古巴、越南、朝鲜,政府权力庞大,但往往没有成功地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

国家权力膨胀的现象,我们应当注意。第二类国家的情况,即英美形态民主政治,本来要标榜小政府及个人自由的,居然也逐渐呈现了国家权威膨胀的趋势。这些发展的趋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前、战后许多国际冲突有关。从19世纪末以后,世界不断地有战争。如同前一章所说,列强争斗的基本原因是争夺资源和市常战争之中,以英美为例,要赢取战争,必须面对战时紧急状态,动员全国力量,这就开启了国家权力膨胀的门户。战争过了,这一趋向积重难返,掌权者仍会继续走下去。

民主政府也存在国家力量膨胀的现象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为了克服国内的危机,也要以国家力量掌握国家内部的建设。以美国的历史为例:美国立国之初,沿着大西洋岸建成十三州。国内的交通大半是自由发展而成。使用的交通工具,最初只是马车,后来发展为水运系统,美国的河运网曾经是非常繁密的货运网络。紧接下去,为了开发美国内地,国家赋予投资铁路的资本家种种特权,让他们挑选路线,也让他们无偿地使用土地,尽力扶持他们发展一个纵横各地的铁路网。从19世纪晚期开始到20世纪中叶,美国最主要的交通网络是铁路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后,罗斯福以工代赈,动员了很多失业的工人整理河道,建坝发电,更重要的是铺设了一个繁密的公路网。有了这个公路网以后,美国的汽车工业一飞冲天,还把铁路的运输功能打压了下去。基于这个网络,美国迅速地城市化:内部的区间分工和内外资源的流通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功能。这一套内部系统的建设,包括能源、交通等的大力发展,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美国各地的影响力大为膨胀。

科学技术方面也是一样。在工业化早期,英国政府曾对本国的工业化给予极大的帮助,但是当时主要的资金调动和人力培养,都在民间完成,而不在国家。两次世界大战都研发了新的武器和医药,例如前面提过的导弹、喷气式飞机、盘尼西林等。这些新兴科技转移到民生工业上也具有极大的影响。于是,政府支持科技研究不仅是在技术的运用上,慢慢地,也延伸到学科本身的学术研究,此时,政府的资源变成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投入的资源,比重已经超过民间,国家可以支配和控制学术走向。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技术,开发新的产业。国家资源与权力,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相当程度地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美国如此,英国、法国、德国一样如此,踏上同样的道路。

今天,美国大学的研究,几乎都要靠国家提供的资源。就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而言,由于战争时期培养出的习惯是靠学界的帮助来判断敌国的内情和当前的情势,这种以学术与国家安全配套的观念,使得今天的美国对各大领域和各个层面的学术研究都不敢忽视。这种势态当然也引发了国家对知识以及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本来注重小政府的美国政治,现在也走到如此地步—国家力量膨胀,已经笼罩了今日美国生活的每个角落,更何况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权—对国内各方面的影响力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我只举了美国的例子,其他国家的情况当然可以依此类推,此处不再特别讨论。

以福特T型车的诞生为开始,美国的汽车工业一飞冲天。图为1913年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海兰花园工厂内停放的福特T型车半成品。

20世纪国家组织的“利维坦化”

多次的战争将世界拉到一起。战争之中频繁的交互往来以及战后的重新洗牌,不断地调整着国际关系网:从列国并立,逐渐演化成冷战期间两大阵容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又逐渐走向全球化的方向。在全球化的趋向之中,当然,除了商业的来往,资源的交换以及观念的沟通以外,我们还必须注意,今天出现的信息科学及其衍生出来的产品,将各地的信息和多种的观念,都汇集在一起。这一新形势的好处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快地接受到来自各地的多样的信息;而坏处却是,不论是国家还是有力量的民间团体,可以掌握信息,也可以控制信息流入。于是,除了国家权力膨胀以外,另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现象,就是国家真正的权力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在第一类型的民族国家之中,一些得志的掌权人—像刚刚垮台的卡扎菲和穆巴拉克这些人,以保持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自尊为由,在国内强行实施寡头政治或者独裁政治。这种例子到处都可以见到,不用我再细说。许多本来是民主政治的小国家,也常常卷入这个浪潮。这些新兴的小国居然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避免独裁或寡头专政的情况。

第二种形态的国家—本来是民主政治的国家,应当有能力避免权力集中,但这些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由于战后资本主义极度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再加上企业本身已经形成分工,尤其是资金运转的机制也渐趋成熟,都使得财富逐渐集中于金字塔的尖端。今天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全国财富的40%,99%的人只拥有60%的财产;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快逼近20%。这些看不见的寡头政治集团,是隐藏在自由企业和民主政治面具之后的统治阶层。

今天美国的政治,实际上已经被不会超过三千人的小团体操纵着。他们操纵政治,也操纵舆论。财富在他们手上不断地被聚集、吸收。这些人能够掌握国家的权力,假借公权力之名,以民主代议政治的形式,不断制定对富者有利、于贫者有害的法令制度。美国制度会演变成这样,在建国之初是未曾想到的。英国、法国也不能避免同样的毛玻

在日本,早年的财阀、军阀和政客形成三合一的权力结构,使日本长期以来社会封闭,停滞不前。日本工业建设得很好,但原创力呈现严重不足—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做种种的改良,很少有自己新的发现和发明。日本中产以下的人民是没有发言权的,全国沉浸在一种沉默寂静的气氛中。这次的海啸赈灾,充分地暴露了三合一的僵化团体是如何把持日本政权,使日本的民主政治徒有其表的,而实际上这个政府并没有能力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恐怕也无从处理未来将要发生的其他危机。

第三种形态的政府,在“苏东波”以后改变了作风,苏联就是一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也和过去不一样。基本上,第三种形态的国家,已经将资本主义的优点,融合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这些国家在社会公平的理念之外,也考虑到财富的增长。这些国家政府力量的庞大,众所周知,此处不用我再细说。

这三种国家形态,如今都已经产生了个体难以与之对抗的局面。第二种和第三种形态国家的内部,结构复杂,问题丛生,个体公民本来就已经不知所措,在面临庞大的国家机器时,更只有向国家屈服一途而已。霍布斯在17世纪讨论到社会契约论的时候,曾特别提出一个“利维坦”的概念。这个字眼本来是基督教《圣经》之中所提到的大海中一种巨大的动物,可能源于以色列人听到的关于鲸鱼的故事。在《圣经》中,这个巨无霸是人类必须面对而又无可奈何的巨大力量。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结束混乱不堪的斗争;国家应当出现在混乱之中,它能在混乱之中建立一个让人们可以生存的秩序和可以共同存在的社会。霍布斯提到这个“利维坦”的时候,其实是在预告:国家可以是一个巨无霸,在巨无霸面前,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的国家有大小和组织形态的不同,但我们看见,它们前进的方向,基本有着相同的趋势,那就是国家越来越像“利维坦”了。

本文节选自《许倬云说历史2:现代文明的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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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志田:读书人已经很难影响变化中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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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士’的读书人已经很难影响变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责任,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于读书人自身,似乎渐行渐远了。学者能尽量剥去‘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但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在进入‘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6月16日的“社科文献大讲堂”上说。

这个名为“后天下时代的学术与社会”的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主持,罗志田教授主讲,他从“天下士”到“知识人”的观念转变,谈到学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罗志田以大连为例,认为大连一直得不到长足发展是因为没有一所好的综合大学,“整个东北地区都缺少好的综合性大学”,他说。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讲座现常

由“士人”到“学人”

罗志田认为,“天下”的内涵一直在变化着。近代鸦片战争后,“天下”指中国和世界,随着“天下”内涵的变化,人们关于知识的观念也在变化。他指出:“‘天下士’是指借助阅读来想象天下,是不需要物质和交通就可以想象的一群人。过去不是追求‘知识’,而是追求‘闻道’,这与后来出现的‘知识阶层’有很大不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正在朝着以知识为追求的学人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在不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时代,中国读书人,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士人在庙堂和江湖之间,随时做好转换的准备,随时准备好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胡适等人‘二十年不议政’,把政治留给肉食者,但实际上也将社会留给了肉食者;第二,士人是有责任的,他们要思考,要看得长远,其他人要以士人为榜样,而现在强调专业知识,导致做学术要多出、快出成果,多和快的结果就是没有成果;第三,古代士人‘受市民供养’,考中秀才就可以不交税,并且受尊重,但是最晚在七十年代,读书人已经不再享有原来被尊重的地位。”罗志田说。

学术和社会的关系

对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罗志田引述了傅斯年和蔡元培的观点:社会与学术相辅相成,所谓学术的普及,就是“你做好,然后带动大家”。

罗志田说:“傅斯年认为,学术的职责是唤起普通人对学术的爱好,提升民德,学者才能做好学问。而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大学应做社会的文化中心。” 做学术以提升民德,罗志田认为,民德不好,文德就是无源之水。

谈到大学,以大连为例,罗志田教授认为: “大连一直处于一线、二线城市之间,难以有长足发展的一大原因是没有一所好的综合大学,没有好的综合大学,没有历史系的综合大学,不能聚合有学问的人,这个地方就没有希望。不光是大连,整个东北地区都缺少好的综合性大学。”

社会需要一个“学者”的象征

知识人在现代社会应扮演什么角色?讲座主持人陆扬认为,知识人在西方是批评,而在中国则更多是介入。

罗志田认为现在的读书人与以前“士”的区别在于:成为知识人后的主动选择,选择“不参政、不议政,拱手让与肉食者”,近代史是典型的“国进民退”。

学人与社会的关系难处理,新读书人的“两难”是:是提高自己,再引导社会,还是就是要将知识普及社会。“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正面的追求被提倡,但又有“引导百姓”的责任感。而在普及过程中,很可能是学者被社会感染,而不是学者将学术导入社会,大学老师被学生叫“老板”就是学人被社会同化的典型表现。

罗志田提到现在不少历史学者为电视剧作顾问,“也有人拿不少钱请我,但我知道他不会听我的。不听我的,到最后要写我的名字,这样不好;听了我的,也许这部电视剧就真的卖不出去了,所以我就拒绝了这一类的邀请。” “但社会总是需要一个学者来说所有的事,社会期望学者说些话,但是学者究竟应该怎么说、怎么做,还未达成共识。”罗志田说。

罗志田总结道: “‘天下士’的读书人已经很难影响变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责任,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于读书人自身,似乎渐行渐远了。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学者能尽量剥去‘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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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大获捐陶瓷被指赝品 文物局称未收到认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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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师大校友、香港实业家邱季端捐赠6000件古陶瓷给母校,校方宣布成立博物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批藏品真伪存疑。学校在此基础上宣布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并任命邱季端为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首任馆长及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院长。
  

京华时报讯近日,北师大校友、香港实业家邱季端捐赠6000件古陶瓷给母校,校方宣布成立博物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批藏品真伪存疑。昨天,北京市文物局回应此事称,博物馆藏品的真实性是基础,该博物馆尚未备案,文物局也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关这批瓷器的认定申请。

本月13日,北师大1962级校友邱季端将自己收藏的6000件古陶瓷捐给母校。据称,这些藏品包括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窑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精品。不过在捐赠仪式现场,这6000件古陶瓷并未现身。

学校在此基础上宣布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并任命邱季端为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首任馆长及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院长。

此事引发网络热议,有业内人士称此次捐赠的藏品真伪存疑。

昨天,北京市文物局对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一事予以回应。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博物馆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其真实性是博物馆做好社会服务的基矗

该负责人说,国务院《博物馆条例》相关规定指出,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变更、终止依照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并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文物局依法对备案博物馆实行行业管理;通过行业组织对备案博物馆进行行业指导和业务培训;对备案博物馆运行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但目前,经市文物局与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尚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关于设立该博物馆的备案申请,也未接待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相关咨询。”

此外,根据国务院《博物馆条例》对备案登记博物馆藏品的规定,博物馆可以通过接受捐赠的方式获得藏品,但不得取得来源不明或来源不合法的藏品,否则由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或有关登记管理机关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该负责人指出,对于文物认定,所有权人或持有人书面要求认定文物的,应向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提供其姓名或名称、住所、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或有效证照号码,以及认定对象的来源说明。“目前,我局尚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关于这批瓷器认定的申请,也未接待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相关咨询。”

建筑精英冲向“灾难前线”是套路还是真诚?

  建筑精英冲向“灾难前线”是套路还是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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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问题、灾后重建、资本入侵,人们看到建筑师冲向一个又一个“前线”,试图用空间营造去应对所有灾难。这是真诚的吗?这可能吗?
  

带有社会关怀的建筑是否就是好的建筑?建筑师意图改变社会的触手,最远,又可以伸向哪里呢?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在今年好似一场盛大的全球“新闻联播”,难民问题、灾后重建、资本入侵,人们看到建筑师冲向一个又一个“前线”,试图用空间营造去应对所有灾难。澎湃新闻记者在威尼斯进行一周多时间的现场走访,想问:这是真诚的吗?这可能吗?

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巴拉圭建筑师Solano Benitez的作品《突围》获得“金狮奖”。

姑且不论普利兹克奖是否具有绝对的公允和代表性,也不去讲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能否反映最前沿的设计理念与潮流,仅从公众对两者的普遍知晓程度和其作为建筑明星制造机的效应来说,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红人,当属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年初,普利兹克奖提前启封,将这个堪称建筑界个人最高荣誉颁发给了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令他得奖的并非像前辈们那样在城市中心炫目的单体建筑,也不是对材料技术的推陈出新,这个智利人拿着一套“只完成了一半”的保障性住房和对全球住宅危机的思考获得了评委会的青睐。

不出所料,从2013年开始,除了去年的弗雷·奥托,其对轻型结构的贡献得到评委会的一致认可外,伊东丰雄、坂茂、亚历杭德罗的得奖,正在建筑圈慢慢酝酿起一场讨论:带有社会关怀的建筑是否就是好的建筑?建筑师意图改变社会的触手,最远,又可以伸向哪里呢?

5月28日开幕,由阿拉维纳总策展的第15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这场讨论升级到了最高点。秉承着他自己曾说过的“建筑师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应对那些非建筑的问题——贫穷、污染、拥堵、隔离,并贡献我们的专业知识”,这一场两年一次的建筑盛宴呈现出了同雷姆·库哈斯对历史的反思截然不同的面貌,比起一场建筑展,观众更像在回顾一场盛大的全球“新闻联播”,难民问题、灾后重建、资本入侵,亚洲、南美、非洲,人们看到,建筑师冲向一个又一个“前线”,试图用空间营造去应对所有灾难。然而澎湃新闻特派记者在威尼斯进行一周多时间的现场采访后,想问的却是:

第一个问题,他们是真诚的吗?

第二个问题,这可能吗?

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馆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运用现代的算法结合基础的材料砌出的结构。

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馆入口处,张贴着的参展建筑师对建筑的前线和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呈现。

白立方里的“前线”

2016年5月底的威尼斯还远算不上旅游的旺季,但旅店几乎一位难求。定在28日面向公众开放的第15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事实上,25和26日都是面向嘉宾和媒体的预展,也几乎是在这两天,大大小小的国家馆、平行展的开幕式也都同时进行。双年展有两个展示空间,军械库和绿城花园,两地相隔10分钟左右的路程,都位于城东南角。军械库和绿城花园中均有总策展人策展的主题馆,65个国家馆分布两地,其中绿城花园中大都是参展已久的国家,有各自独立的展示建筑,中国馆则位于军械库的最深处。

由于受邀参加位于禅宫的平行展,住所自然在城北,要去往双年展的展厅,必须要沿着临运河的一条名叫Foundamenta Nuove的大街,再七拐八绕地穿越几条窄巷和小桥,跨越大半城市才能到。快到主场馆之一的军械库时,在一家小餐馆门口的座位上看到正在用餐的王澍和张永和两对夫妇,才开始意识到,威尼斯在这两天的主题无关水城和贡多拉,而大约全球知名的建筑师,都在这里。

军械库直到1980年才开始为双年展所用。在入口的第一个大厅,总计14千米长的铝条被密集地悬挂在天花板上,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生生制造出前线的紧张感。而在四周,总计1万平方米的废弃材料被整齐地堆放形成墙体,这些全都是来自去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回收材料。展厅四周放上了15个小屏幕,视频回顾了第15届双年展从任命策展人到最终呈现的过程。

“建筑是——”成为阿拉维纳最先用来迎接八方来客的主题。这既不是一个问题亦非依据陈述,而是启发人们思考的开放式短句。

作为总策展人的阿拉维纳对每一位参展的建筑师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两页A4纸上表达自己的参展项目,一页呈现内容,你所认为的最重要的建筑的前线和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二页,是呈现的方式,以手绘或手写的方式表达。这两张A4纸被以便利贴的形式贴在大厅的最初入口处,仿佛整个展览凌乱却又完整的目录。

关于建筑是什么,阿拉维纳本人的回答充满温情,“建筑是给人提供居住的形式”。

展厅中所呈现的许多建筑回应了世界性的危机:住房困难、自然灾害、政治、移民问题、人口爆炸、经济危机以及对基础资源的保护。

难民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自然也在双年展上受到追捧。曼努埃尔·赫尔茨、德国馆、荷兰馆等分别用不同的方式给出自己的关怀。

通常来说,难民在被一个国家接收以前会待在一个临时的住所。这些住所在匆忙中建造,却要承担平均17年的寿命。问题在于,政府和国际组织很难为这种无法长期或永久存在的境况投入大量资金找到合理的理由,当然,也没有人希望这个临时性的情况变为永久的,所以说这些住所的脆弱反而是一种便利,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住在质量极差的临时房中。在撒哈拉沙漠西部,曼努埃尔•赫尔茨以及萨拉威妇女联合会利用当地的经验和材料,提出了“泥土帐篷”的想法。在这个项目中,帐篷是沙漠中最为典型的建筑形式,蕴含着传统游牧民族的经验,另一方面,易于获得泥土兼顾对建筑质量的提升和建造的可逆性。也就是说,一旦难民营不再被需要了,这些泥土可以重回其本质。

德国馆直面的是关于难民涌入后本国所面临的城市和住房问题。在形式上,德国馆将场馆中四道门上超过48吨的砖墙从这座历史保护建筑中暂时拆除,在展览的近半年时间内,德国馆将不会有任何可以关闭的门,以示意德国馆是开放的,德国也是开放的。荷兰馆的策展人则展示了荷兰在联合国维和任务位于马里共和国加奥一项个案研究。

与此一同展出的是一系列同策展人宣言的一样具有相同温度的设计:人性化、基于材料的、与当地环境相符合的。泥土、砖块、木材、竹子,像是德国建筑师Anna Heringer在孟加拉国建造的黏土房子,或是在厄瓜多尔Al Borde Arquitectos所建造的茅草结构,还有王澍从浙江富阳文村带来的瓦片。

在绿城花园中央展厅参观不一小会,你就能看到占据一整个展厅的砖型拱。巴拉圭建筑师Solano Benitez 的“最易得的材料——砖和非熟练工”帮助他捧得今年双年展的金狮奖。在巴拉圭,缺乏工业化的建造材料,但绝对丰富的资源,一是遍地的砖块,二是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建造工业不过是一项用来降低失业率的行当,因此决策者们往往更喜欢效率低下的建造系统。代价就是建筑物的质量。Benitez运用设计降低由不熟练工人所可能带来的质量问题。有时他会预制一些嵌板:在放置地上的砖块之间浇上砂浆;有时他把砖块“折叠”成能够自我支撑的立体嵌板;有时候他又把砖块当做手工测量的工具。所有的这些尝试让即便是没有正式泥水匠训练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建造行业。

策展人对这个项目的评价似乎很能说明整个双年展所推崇的建筑师和建筑实践:在地的却又超乎想象的——“这种对无处不见的材料的应用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全球视野的,Benitez对结构的智慧,将非熟练工对一种毫不起眼的材料的改变变为了一项具有民主意义的实践。这种实践正是我们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所需要的。”

得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银狮奖”的秘鲁馆。

王澍把他在杭州富阳洞桥镇文村的改造项目中真实使用的材料放到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现常

谁比谁高贵些

对于前线的理解,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院长李翔宁在评论双年展时认为,其实前线报告大部分不涉及政治、社会的敏感话题,而是建造。在展厅参观时遇到今年港深双年展的中方策展人刘珩,她的感觉也是如此。“Front”是指什么,实际上是施工的前线,与直接落地相关。”

这样的解释也不无道理,被认为“平淡无奇”的金狮奖得主西班牙馆《未完成》就是用简单明了的建筑图片堆积展示本土的多位年轻建筑师过去几年在西班牙不同地区的实践成果。这种平实的铺陈就仿佛在一遍遍地强调着“我们正在现场这样造着房子。”

西班牙馆的作品《未完成》获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

在威尼斯展厅中被遥远地域的各种项目充斥着的时候,一些来自国内的建筑师也发出了批评,港深双年展的发起人之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处长认为,双年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批判,而非建构。所有建构都发生在嘈杂的城市现场,而非灯光昏暗开着空调的室内空间。如果我们把美丽的建构作品拿来展览,也许会预约观众,也许会触发想象,也许会给媒体增加无数条新闻,但却和推销一件工业产品没有任何区别。城市,需要建筑师,展览不需要。

不过,更多的批评随后发酵。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关于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目标,至少像他所描述的“为了理解人们需要怎样的设计来颠覆那些个人从集体利益中所获得的特权”,简直无可指责。但开幕仅仅几个小时,网络上就充斥着各种贬低的抱怨声,称这场展览“崇高”、“说教”、“比你高贵些”、“真挚”、“打着道德旗号”、“对极了”。建筑师们的同情心遭到了最恶劣的反击。

这种论调的根源来自于这样一种想法,建筑本身并不如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或是NGO那样是用来面对全球不平等的有效工具,所以也不应该致力于此。同时,批评者表达出一种“回归”的召唤,回到“建筑真正在行的是什么”上。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建筑师这种用实践来体察痛苦的方式根本是无望的,还不如寄希望于说服那些权力的真正拥有者。

自由撰稿人Phineas Harper在《建筑批评》上发表了名为《比你高贵些》的文章,对于这种颇为冷酷的世界观很是不屑。他认为,第一种论调虽然相当保守但却始终如一。对它的拥护者们来说,建筑就是为付钱的甲方创造一些好看的东西,到此为止了。这种观点幼稚又无趣,但它一直存在。第二种却更为致命。它将一系列不确定的价值包裹在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中,即我们作为市民,所拥有的唯一权力就是在大民主之下的一点点参与。他们认为,比起不加尝试,尝试然后失败更加糟糕。如果你不能帮助大众的话,帮助一小群人一点意义也没有。

他的观点,恰恰是对阿拉维纳本届双年展的有力支持,即人类进步不是被那些强有力的个人所作出的决策所左右,而是由不论左、右或者其他人的合力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运动。也许暂时不能清晰认识到他们的作用,但政策的变化是由成千上万参与其中的人的行动、论争和态度所生发的。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馆展示的中国建筑师刘家琨的作品。

关心穷人的才是好建筑

举着理性批判大旗的领袖大概要数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的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早在三年前普利兹克奖接连颁给因完成“3·11”地震灾后重建项目“Home For All”的伊东丰雄和以“人道主义”著称的坂茂以后,他就有些不痛快,撂话“是不是以后得普利兹克奖或者是诺贝尔物理学家,都得加点人道主义才成”。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的疑问:关心穷人的建筑才是好的建筑吗?这种关心是否真诚?

《Dezeen》杂志的评论员Mimi Zeiger认为,也许对于这种“真诚”的对立面不是否定阿拉维纳策展工作的社会和物质意图,也不是否定倡导计算形式主义的技术可能,而是看看那些狡猾的、边缘化、虚伪的一面,那些比“前线报告”更迫在眉睫的建筑假象。在军械库展厅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策划的展览“脆弱世界”中,山姆·雅各布工作室用3D打印技术等比复制了法国加来的一个难民营帐篷,将一个帐篷单元的内部结构展示给观众。雅各布让他的助理用以3D扫描的方式扫描了原帐篷,然而,等比复制的结果却显得粗糙而不精确。同样的,当我们看到幽暗的军械库展馆由于弥散的光柱而变得格外耀眼时,要记得这不是乡村学校、难民营或廉租房的真实写照,而只是通过黑暗砖房的现象性目眩。这些看似对真实的表现恰恰显示了展厅中的我们对于遥远世界的真实情况所不能达到的局限性。

“仅仅指出我们的境况根本上就是不真诚的。”阿尔巴尼亚馆的策展人Leah Whitman-Salkin这样说。

所以,是展陈的方式出了问题吗?一方面,尽管198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与艺术展相分离开始自成一派,其展览和呈现的方式仍然延续了艺术展,另一方面,试图在“白立方”中还原根本不在此处的真实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相比之下,由Whitman-Salkin、Simon Battisti策展的阿尔巴尼亚馆的“我为你留下了山”则用民歌录音的方式,来表达四处迁徙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渴望。

2013年,有45%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祖国之外。策展人没有试图复制这一真实数据,他们引入了10位作家、诗人和思想家就这一话题来进行创作,其中就有诗人Mourid Barghouti和建筑师Yona Friedman。这些作品被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由当地的歌手用民歌形式演唱,录制在一个12英寸的黑胶唱片上,作为一个八频声道的声音装置在国家馆中循环播放。这些胶片中的声音传达了一种发自肺腑的诗意,是那些传统的建筑类装置很难达到的。阿尔巴尼亚馆的形态可能更加趋于艺术化,但它在媒介之间的精准转换无疑抽象又迷人。

有意思的是,预展的第二天澎湃新闻记者在外围展“理想家”的现场遇到了马岩松,他透露了件让人很感兴趣的事。据说每届的双年展期间,都会有三个晚上,由三位当下如日中天的建筑师主持一场类似“暗黑俱乐部”的论坛。这个论坛没有公众,没有媒体,每年的大方向是“反”双年展主题,由主持人各自邀请嘉宾“夜话建筑”。马岩松是今年的主持人之一,他邀请了当今世界上比较活跃的几位70后建筑师,藤本壮介、丹麦BIG建筑事务所的比雅克•英格斯、英国的鬼才设计师托马斯•海德维克,还有日本的石上纯也。

他的论坛主题倒是没有和今年的大方向针锋相对,只是觉得自库哈斯、扎哈、弗兰克•盖里之后,对时代有力量的批判性声音似乎渐弱,建筑基本上进入了全商业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中,在世界各地,自发地有一群建筑师开始想要打破资本控制,回归到自然与自由的境界。另两场“暗黑小论坛”的主持人只知其一,正是帕特里克•舒马赫,倒是让人无限好奇他会就今年的主题做出怎样的回应。

曼努埃尔·赫尔茨的作品《撒哈拉西部》。

情怀能撑起一座好建筑吗?

比起这样温和绕过主题的“另辟蹊径”,另一种声音的批评简直则要犀利得多。“你问我威尼斯双年展是什么?一句话:腐朽的建筑学精英。”

看到建筑圈内对双年展的诟病日趋严重,回国后澎湃新闻采访了去年做出轰动一时的“水塔之家”的建筑师俞挺。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发展的几十年来,从勒•柯布西耶到格罗皮乌斯,大家都在说这要关心穷人,建造了无数廉价的住宅经济适用房,可是还记得1972年3月15日,在圣刘易斯布鲁特-伊果炸掉的由山崎实在50年代设计的33座14层现代廉租房建筑群吗?建筑师的人文主义关怀到头来成为了贫穷的聚集地、罪恶的滋养窝。“解决贫民的痛苦问题,不是精英分子在大都市的办公桌里拍脑袋想的,也不是怀着对遥远悲剧的悲悯就可以实现的,要成为普遍的、群起而效仿的知识,才是问题的解决方式。你看现在有哪个参展的建筑师做到了?”俞挺这样问道。

也许在军械库的旧船坞上的Makoko漂浮学校的项目可以为他的批评做一些注解。预展的两天里,在去往中国馆之前总会经过军械库的旧船坞,接连两日都看到有建筑工人在那里搭建一艘类似小船一样的结构。打听之下知晓这是尼日利亚建筑师Kunle Adeyemi和他的事务所NLE所设计的一座漂浮的学校。尼日利亚当地居民很多以捕鱼为生,建筑师Adeyemi就采用本地常见的细木和蓝色塑料桶为材料,搭建了这个学校。因为经济实用,又很好地展现了当地居民与水的亲密关系,这个被建筑师原样搬到威尼斯双年展的项目被授予了银狮奖。不过,奖还没到手几天,事情就反转了,一场暴风雨掠过潟湖,这个被评委会称作“充满力量”的小学校,塌了。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双年展评奖机制乃至当下人们对于好建筑评判标准的怀疑:是不是只要有情怀、想法、概念就能撑起一个好的建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孟加拉国一个NGO组织通过建造利用太阳能供电的船屋漂浮学校,保证了学生在洪水暴发、季风肆虐的雨季依然可以不间断地上学。自2002年以来,共有近7万名适龄儿童在这种新型学校中接受到了连续且完整的四年级以下小学教育。目前作为太阳能漂浮船屋学校的船只有20艘,在读学生1600名。双年展期间,甚至有媒体将孟加拉国的漂浮学校错当成尼日利亚建筑师的作品发表,这让俞挺有一些愤愤,“这么好的作品,惠及了那么多学生,在全国得到推广,却没有人关注。事实上,那些精英们的家乡情怀和社会关怀,是要说给谁听呢?当地的居民,政府,还是回到大城市双年展开幕式上觥筹交错的这些来宾?”

包括策展人阿拉维纳也难逃这样的诟病,这位仅48岁的年轻建筑师并没有很多建成的项目,即便是作为代表作的孔斯蒂图西翁也还在建设中。《卫报》评论员就曾经对他嗤之以鼻,“阿拉维纳有一些明星建筑师的派头:高调的媒体曝光、行迹遍布世界、传道士的生活方式、精心打造的外形、奇怪的发型,好像长途飞行后发型凌乱的乘客”——在公共场合谈论建筑环境和建筑师的角色使它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有细心者指出,似乎是为了证明普利兹克大家族的正当性, 本届参展的得主似乎是历届最多的:王澍、福斯特、罗杰斯、安藤忠雄、卒姆托、坂茂、妹岛和世、伦佐•皮亚诺等等。甚至于理查德•罗杰斯和伦佐•皮亚诺压根儿都不在意本届双年展的调性,他们只不过把这个被誉为建筑界盛会的空间当做又一个展示自己代表作的地方罢了。

“建筑学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有三个基本途径,第一是创造前所未有的空间审美和场所精神,第二是通过技术实践和技术进步推动行业发展,第三是通过建筑学思考具有对其他行业有推动作用的思想范式,或者将其他思想的引入推动建筑学内部发展。现在有一种捷径,叫做用解决第三世界贫民的社会问题来作为好的标准,通过这种所谓捷径推动所谓建筑学发展,给机会主义者造成可乘之机。”俞挺的话毫不含糊,“他们不愿意遵守既定的规矩,却又想获得规矩之外的权利,便建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条捷径无法验证,或者说有很多含混性,他们就用情怀的遮羞布掩盖苍白的思想、形式的无力和技术的落后,来达成自己获得建筑学权利的野心,只能说是一帮政客。”

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发起者葛千涛也有这样的评论,如今西方美术体制下的双年展,“发动机”已显老态,缺乏想象力,也谈不上创造力,其方式更接近捍卫一种“古典”的行为,这一传统体制更接近所谓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利益集团或学术霸权们自娱自乐的派对或沙龙。

从意大利回到国内的一周多以后,在北京听了一场帕特里克·舒马赫的演讲,演讲中他没有提及刚刚过世的伙伴扎哈·哈迪德,也没有愤愤地与他向来讨厌的“政治正确”据理力争,一个半小时,他侃侃而谈事务所这些年关于“参数化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实践,并且坚信这套理论能够实现未来可持续、自适的城市化的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他用他的方式,实践着另一种“关怀”。

Achdaily的评论员在双年展后的评论中这样说,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是第一次我想要再重返展厅好好看一眼的一届双年展。

也许关于动机和方法,我们还可以讨论很多,但是对于观者来说,不论缘由如何,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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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冒雨守井成“网红” 她是暴雨中的“真人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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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汉子”冒雨守井成“网红”:她是暴雨中的“真人路标”

新华社哈尔滨6月15日新媒体专电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马晓成

顶着瓢泼大雨,用身体夹住一百多斤重的下水井盖,站了两个多小时……近期,一名红衣女工“意外”地成了“冰城”哈尔滨的“网红”。

她叫荀笑红,哈尔滨排水集团顾乡排水公司一工段段长、女子清掏班班长。她没想到,一次在雨中习以为常的工作,竟让自己在雨中坚守工作岗位的照片,迅速走进了许多陌生人的朋友圈,速度几乎与哈尔滨夏天猝不及防的暴雨来得一样快。有网友留言说:“她是暴雨中坚守的莲花,带给人们温暖守望的力量。”

“这就是我的工作嘛”

6月12日,端午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哈尔滨的天一直阴沉,当天下午就电闪雷鸣——一场大暴雨夹杂着冰雹铺天盖地砸了下来。

网络时代,人们已习惯用手机记录目击的一切:一些哈尔滨人在朋友圈中晒出了用冰雹堆起的“雪人”、在涵洞中漂起来的车“船”……不过,“霸屏”的却是夹住井盖、做“真人路标”的荀笑红。

记者辗转找到荀笑红时,已是雨后第二天。每年汛期前,哈尔滨排水集团都要进行排水演练,荀笑红早早就来到城郊的演练常头一天,她还在自己的排水管区内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多。

突然变成了“网红”,让荀笑红有些“猝不及防”。“雨天就是号令,下雨排水对我来说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作,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嘛!没啥。”她憨笑着说。

“这场雨太急太大了,照片那儿又是三区汇水的低洼处。头天下午的雨下得很急,那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积水点。要快速排水,就要把井盖打开。”荀笑红所说的井盖是采用合页式的重型井盖,每一个都有150斤重,通常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打开。

荀笑红回忆,12日下午水最深的时候,几乎已经淹到她的腰。“不过这也没啥,2012年布拉万台风来的时候水更大,我们都习惯了。”

“一旦打开就不能让它合上,我就得站在那守着,一是怕井盖被积水打翻,也为了避免给车辆和行人带来麻烦;我穿的红衣服明显,得给他们当个标志……”荀笑红说。

实际上,荀笑红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拍下来,记者也始终没有找到拍摄者。从中午集结,到结束工作回家,荀笑红12日在积水里一共忙了8个多小时,晚上回家后才知道自己“出名了”。她觉得这就像一次“意外”,而这个“意外”,却温暖了大雨中许多哈尔滨市民的心。

算不清下过多少口井

“具体多少我也记不清,算不上太多,但也还好吧,要多少是多呀?”不太在乎收入多少的荀笑红,却对辖区的排水线路“如数家珍”——“66条街路上一共有960个篦子井和1810个圆井。”

这些街、这些井串起来的,就是荀笑红的工作世界。而在单位,荀笑红还有一个外号——“荀一钩”。

“别看有时大水把路面都没过了,只要荀笑红拿着井盖钩子一蹚,她就能一下子把井盖拎起来。要下井掏淤泥的时候,她也从来不含糊,比男同志都强,我们都管她叫女汉子。”荀笑红所在班组同事张喜利说。

哈尔滨排水集团顾乡排水公司经理王可利说:“网友拍到的拉井盖的活儿,对我们来说已司空见惯。以前机器设备不先进,经常需要排水工人在井下作业。概括起来说就是苦、脏、累、险、毒。”

据了解,哈尔滨市排水井的深度普遍都在三四米左右,最深的井甚至达到九米左右。“最忙的时候一天就得挖几十个圆井,我们得用小桶把泥从井底下拽上来,一个桶三十多斤,一天得拽上150桶左右。”荀笑红说。

经常被井下污浊的空气刺激,荀笑红的咽喉留下了毛病,先后做了三次手术;抗击布拉万台风那年,因在水里持续工作,荀笑红又患上了急性肾炎;眉毛边上,还有被井口磕破后留下的疤痕……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荀笑红全身上下“几乎没一个好地方”。

“更多人都在理解我们”

从20岁参加工作那年算起,荀笑红就在负责的片区内从事排水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

算不清下过多少井,记不得挖过多少泥……“爸妈特心疼我,有一段时间不想让我再干下去了。可是我觉得这一片儿也没人比我更清楚,所以我不能不干。”荀笑红说。

对于荀笑红来说,最常穿的是深蓝色的迷彩装,最常见的装扮是动辄十多斤的井下防护服。

在炎热的夏天,人们见到下水井往往要绕着走。可是,一个女人却在酸臭刺鼻的混杂气味中掏井,全然不顾成群的蚊蝇在周身乱飞,马勺和吊桶溅起的腥臭污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

“以前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更不愿意和我们这些人打交道,甚至看见我们工作都绕着走,更别提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故事。”荀笑红说。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真正了解我们的工作,关心我们的生活。”荀笑红觉得,网友说她的照片“温暖了这座城市”,而这么多人的目光停留在排水工身上,同样也温暖了这个群体。

哈尔滨的夏天总是多雨。采访接近尾声,排水部门又收到了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荀笑红的工作又将开始。她对着演练场上黄色吸污车的车窗捋了捋头发,将过肩的辫子简单地盘了盘,拿起井盖钩子,与她的同事们准备再度出发。
  

责编:唐艺赫 PN085

江苏盐城龙卷风来袭 幼儿园老师拼命掩护学生(图)

  江苏盐城龙卷风来袭 幼儿园老师拼命掩护学生(图)
  江苏盐城龙卷风来袭 幼儿园老师拼命掩护学生(图)
  

@中国新闻网:#盐城遇龙卷风冰雹#23日盐城阜宁县遭强冰雹、龙卷风袭击,阜宁东沟镇硕集社区计桥幼儿园教学楼受损严重。据幼儿园老师介绍,大风来时学生都在教师上课,老师发现情况后拼命掩护学生撤离,幼儿园共120名学生,7人轻伤2人重伤,部分老师受伤。

  

责编:唐艺赫 PN085

台风“妮妲”袭香港 菜价急升6成仍被抢购一空

  台风“妮妲”袭香港 菜价急升6成仍被抢购一空
  台风“妮妲”袭香港 菜价急升6成仍被抢购一空
  导读: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台风“妮妲”袭香港,成为香港今年首个八号风球。香港天文台预测今明两日会有狂风大雨。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台风“妮妲”袭香港,成为香港今年首个八号风球。香港天文台预测今明两日会有狂风大雨。风雨逼近,官商民均严阵以待,香港渠务署为水浸黑点居民堆沙包设水闸防涝,市民亦提早到街市买菜储粮,导致菜价急升5至6成,仍被抢购一空,风暴昨日也导致逾120班航班取消。
  香港天文台昨晚8时40分发出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指出,昨晚9时台风“妮妲”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珠江口一带。
  香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达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大老山及横澜岛则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67及48公里。昨日间悬挂3号风球期间,香港市区风势不强,天气酷热,有零散骤雨。
  天文台指,按照昨晚预测路径,“妮妲”于昨晚至今早最接近香港,其中心将于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预料八号风球将于昨晚及今早大部分时间维持,其间香港有狂风大雨及大浪,而“妮妲”引起的风暴潮可能在今早导致部分低洼地区水浸或海水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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